「九七」回歸，雖然鄧小平說過「五十年不變」，但自「中英聯合聲明」公布後，隨著時日的消逝，一切都默默地在變。除卻政治方面，由於中央頻起爭端而為大眾所熟知外，經濟和社會亦皆為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而醞釀著微妙的變化。可以肯定，教育一環，由於直接影響青、少年的思想意識，其不得不變之勢已經形成。
「九七」來臨，作為提供教育素材的教科書，必須作選擇性的重編。此中道理，顯而易見。因此對於「預委會」文化小組所提中史教科書須要重新編寫，我們實不必以政治標簽硬指為別有用心。試問從一八四二年英國統治香港開始，殖民地政府在教育方面有讓原有的情況繼續下去而不作絲毫改變嗎？又或一切改革都只為了教育本身而無一點兒政治作用嗎？只要稍為用心想想，答案便很容易找出來。
統治香港的英殖民主義者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典型的部族政權，它以少數本國人口統治著大多數土生土長的異族，其不安與不信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由恐懼感衍化成猜忌心，由猜忌心孕育出狹隘而欠包容性的統治政策，可以說是近代史上殖民地政府的共通特點。雖云英國統治香港，比諸日治台灣、法治安南都要開明。但其入主出奴、巧藏陰計的教育政策，目的無非為消磨當地民眾的國家民族意識和培養忠於大英帝國的順民。現在，讓我們舉些例證：以中文科而論，教育當局授意於教學過程中，只須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不應講論思想及德育問題；中史和世史的教學則強調只講史實不談政治，不辨是非善惡。長久以來，鴉片戰爭不成文地成為公開考試的禁區(近年始遭突破)。明末清初歐人大量來華，分明引起盛況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但教才指引卻只列「西學東傳」而不言中國文化對當時歐洲的影響。最別有用心者，是上體育堂時，硬性規定不准集隊，開運動會不得隊操。一切一切無非為防範群體意識的形成。這些百多年來的殖民主義教育，怎能於「九七」之後讓其繼續？
情理上，任何國家管治一個地方，必須有體現該國在此地的主權的措施。香港既然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即使基本法規定「港人治港」，但除卻軍事與外交須受中方明顯約束外，其他範疇如教育方面亦當於政策上表現出「特區」的特色。
據「中英聯合聲明」，「九七」之後的特別行政區，於文教事務方面，有充分的自由去制訂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既經歷了悠長歲月的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一方面固然感染了不少西方文化的特質；另一方面亦由於百十年來中國正處於多事之秋，於是因緣際會地為香港造就不少發展良機。今時今日香港所以成為四方矚目的名城，確因其具有特殊的原因與令人傾羨的本色。
因此，假如在此過度時期要編訂一整套適合將來「特區」的教科書，主其事者確非有大智慧、大胸襟、大魄力不為功。舉例而言，一直備受爭議的「語文政策」究應以何種態度去處理始覺得當？便是一個令人相當困惑的問題。
有人認為，香港之有今日，主要得力於「重英輕中」的教育，所以力主維持原有政策；但另一方面，亦有人覺得香港已不幸淪為殖民地百多年，「九七」之後既重返祖國懷抱，「語文政策」自當力洗前恥，實行「重中輕英」。
不錯，對於香港這個由悲劇性角色轉化而為世界傾羨的先進城市，「九七」回歸之後，要為其制訂一套大方得體、行之有效的教育政策，殊非易事。居港同胞必須認識清楚，在繼續維持香港社會的自由、安定和繁榮的前提下，盲目迷戀英帝國主義者殘餘的影響力，固非聰明；鹵莽輕率，只憑一腔熱血，高舉民族大義旗幟，一意排斥舊有規制，也不見得具有智慧。客觀言之，英文既因其在國際貿易與中西文化交流上起積極的作用，因此對其應有的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是應該予以保留的。然日後香港既已不是英國屬土，則政治上、教育上，甚至觀念上，英文與中文間的主從關係，必須逐漸變更。作為重歸祖國的特區政府，語文教育即使不強調「以中為主，以英為輔」，但「中英並重」的原則，無論如何是應該取代「重英輕中」的政策的。
以往，香港人的生活目標，旨在追求個人的享樂與財富。但往後的日子，港人除須竭力維持香港的自由、安定和繁榮之外，作為一個中國人，更身負兩項歷史重任：第一，一切以中國同胞(當然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利益為前提，努力促成國家未來的統一。第二，全心全意以香港進步開明的影響力，促使國家建設成民主、自由與富強、康樂的社會。
本此目標，我們對於香港教科書的編撰，實應注意以下幾項原則:
- 教科書的內容務能培養管治香港、繁榮香港的真正人才。
- 教科書的宗旨須能體認中國文化的真正價值，幫助學生養成愛國家、愛民族的感情。
- 教科書的思想要富有愛好和平、樂於助人、維護公義的勇氣。
- 教科書的精神必須具備寬廣的包容性，一切以實事求是、維護真理、尊重人權為依歸。
苟能朝此目標行事，一套適合香港、理想而又實用的教科書，行將面世，可以預期 。
原載明報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