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練英

自「五四運動」以來，儒家學說備受曲解，有不少好學的年輕學子，往往提出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問：春秋時代孔子提倡禮教，是不是為適應統治者的需要，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第二問：漢武帝獨尊儒術是不是為壓抑諸家學說，推行愚民政策以實現其統治目的？

要解答以上的問題，必須從歷史的研究中去找尋答案。須知歷史上任何主張的進行，必須基於時勢的需要；而任何學說之能成為一國家文化的主張，亦必經歷「適者生存」天演公例的考驗。儒家思想，立意在維持社會規序，使民安樂富足，其主張誠有利於政府的統治，但若以民主觀點論之，則亦有益於百姓。試問有誰不盼望在秩序整然的社會中，安居樂業，各遂其生？故孔子之倡禮，乃因春秋之世，正值禮崩樂壞之時，不但在政爭中有臣弒君、子弒父之事發生；倫常間亦常見弟佔兄妻，子烝父妾的亂倫行為；尤其國與國間之攻、伐、征、取，對百姓為害猶烈。於此欲望高張，人心陷溺之時，若不提倡復禮，將何以警惡行，正人心？故孔子之倡禮，其動機絕非為少數統治者的利益，而是為廣大百姓的安寧，不但於維持社會秩序有莫大的意義，對促進社會文明，亦具積極的推動作用，豈能持一偏之見，謂其為守舊、反動，只欲維護統治者的利益？

至於漢武帝之崇儒，在當時亦有其積極的歷史意義。蓋武帝即位之初，七國之亂，死灰未滅；橫行塞北的匈奴，勢力日張；商賈、任俠一任己意私利行事，擾亂社會安寧；黃老之治，流弊叢生。於此形勢下，一切須從撥亂反正做起，故春秋大義的「尊王攘夷」，正適合時代的需求；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更符合百姓的利益。若能從此等處客觀體認，則知儒學於此時備受推崇，實在是可以理解者。設若儒家主張不合時勢所需，不符百姓利益，則漢武帝、董仲書諸人，縱有愚民之私欲，其至高無上之威權，亦必不能收此大效，可以斷言。後人不察，妄憑主觀臆度，肆意立說，遂至歪曲史實，厚誣古人。

原載星島日報教育廣場版「翰墨軒」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