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說教」一詞，被定性為貶義的詞語。年輕人說：「我最不喜歡別人向我說教！」

身為長者的亦有人說：「說教的東西已不合時宜！」

正因為這種態度，很多為人父母或為人師長者，他們本來負有教育下一代的責任的，亦因為害怕觸犯忌諱而憚於說教。久而久之，若有人敢不顧流俗，起而與成見抗衡，則必被視為迂腐，譏為「老土」。於是乎自謂能趕上潮流的時髦人士，則更恥於說教了。

中唐時代，柳宗元曾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

千餘年前的社會現象，何竟與今日這般相似？無他，皆因為兩者俱有其相類的歷史背景之故。

唐以前的六朝，(尤其是早期)知識分子無論在為學或思想成面，走的都是東漢末年虛偽儒學的反動路線。但們有感於漢魏間不少士人滿口人義道德，而行為卻寡廉鮮恥。於是一反崇儒態度而轉入佛老，崇尚清談。行為方面率性任情，浪蕩不羈。於是禮教，師道亦遭池魚之殃，慘被遺棄。「五四」時代要「打倒孔家店」，要將線裝書丟去毛廁」，實與此同出一心態。

但，有一點我們不可不知，世事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變。反傳統、反虛偽、反矯飾在某一特定時空固有其積極的意義。然而，一旦歷史條件改變，則事物的意義亦將隨之而改變。於此微妙關鍵，通達之士必須有所體會。否則反教條主義又必淪為「教條主義」– 這樣，真理之欲求便將永遠無法實現。

原載星島日報教育廣場版翰墨軒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