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賞文學，不是一件易事，但肯定是一件樂事。當我們從一篇作品中，領悟到作者的寫作動機，與篇裏的真意，從而感受其深情與至誠，那份滿足和喜悅，真非筆墨所能形容。
宋代文壇，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一次，蘇東坡在衙門值夜，帶了好朋友李之儀的詩去閱讀。開始時，未能通解其意，一直讀至深夜，始覺靈台開豁，直達作者內心。欣喜之餘，寫下了這段難忘的經歷:
「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鬥姘」。
前一句寫出沉思的苦惱，後一句道盡領悟的喜悅。
藝術修養高絕，天才橫溢的蘇東坡，其人的創作境界已登峰造極 – 達「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之境。但當其閱覽別人的作品時，依舊有「愁侵硯滴」之歎，可見文學欣賞之事，確非等閒。
然則，欣賞文學為何如此困難，其難處又在甚麼地方呢？我們若細心地作深入的剖析，即知在文學與讀者之間，常存有多種障隔:
(一) 時間之隔 – 喜、怒、哀、樂之情，雖古今人所同有，但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兩者對事物的感受與由此而引起情感的反應，未必一樣。六朝時代，偉大的文學家江淹曾經說過：「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在交通工具落後，資訊設備全無的古代，妙筆生花的江郎，真箇一語道盡別離的苦況。無怪《別賦》一出，千古傳誦。但時至今日，交通工具異常發達，已可令天涯變咫尺；電訊的飛躍進步，更使人無須促膝便可談心。臨岐賦別。莫說不再有「黯然銷魂」之感，即輕彈熱淚，亦不易一睹。由此可見，古今之異，何只天壤？
(二) 空間之隔 – 中國地大物博，東、西、南、北不惟地理氣候不同，即風土文物，民性習尚亦各異。劉師培論南北文學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間多尚實。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作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多為言志抒情之作。」雖然，北人固有言志抒情，南人亦有記事析理。但無論如何，處不同的地方，作品表現於藝術上，總自不同。試看同是描寫黃昏，范仲淹「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漁家傲》)與秦少游「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滿庭芳》)一悲壯，一蕭條，意境多麼殊異？劉勰於《文心雕龍》《物色篇》論屈原的作品說：「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鑒風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可見山川文物對文學影響之深。「此空間」的人，讀「彼空間」作者的文章，那能不份外小心？
(三) 人我之隔 – 人之氣性，各自不同，有豪邁奔放，亦有多愁善感。故發而為文，便有陽剛與陰柔之別。此《文心雕龍‧體性篇》所云：「性情所鑠，陶染所凝」是也。試觀下面三人的賦別詩:
渭城曲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金陵酒肆留別 李白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
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別雖一緒，而情有不同。王維的殷勤周至，李白的豪邁灑脫，李商隱的蘊藉含蓄，皆與其人之氣性有關，絕非力強或矯飾可至。當我們欣賞文學作品時，怎能忽略作者的時代背景，遭際與性情？
(四) 閱歷之隔 – 古今大家，其人俱見多識廣，閱歷豐富。不但周覽名山大川，且亦飽嘗人生苦樂。故所為文，內涵豐贍，神妙無窮。讀書時，若稍為大意，精妙之處，便很容易為所忽略。若時人談宋詞，往往蘇辛並舉，皆以豪放派稱之。至令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彷彿蘇、辛二人，風格大致相同。其實，當我們細心推敲，即發覺兩位詞人風格雖同屬豪放，但氣質卻有不同，試略析如下:
第一、以際遇而論：東坡雖遭時不偶，大才難展，但無家國之恨，故終能以豁達處之。入於詞中，則豪邁中見空靈。稼軒生逢亂世，有家國沉淪之痛。其復國壯志，又為主和派所抑。忠憤鬱勃之氣，發而為詞，遂覺磊落英多。
讀者倘閱歷欠豐，又未能盡力搜求資料，細意體會作者生平，則其與作者之心，自然相去 去益遠！
(五)學養之隔 — 《體性篇》云：「學有深淺，習有雅鄭。」文章事理之深淺，繫乎學力之程度。而能經受時空考驗的佳構，作者必然學養甚深，文字之間，往往平凡中寓真意，淺近中涵深思，讀者非有豐富學識，不易領略。例如: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云：「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幾句說話，用定淺易，相信很少人會覺得它難懂。事實是否如此呢？假如我們以欣賞文學的覺度去認識它，即會發覺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這般簡單。雖然，這幾句話表面看來，只是作者(即五柳先生)自道其讀書的態度。但當我們深究一層，則知陶淵明的讀書態度即其人生態度。而此人生態度與當時的政治背景、社會背景與學述背景，均有密切關聯。亦即是說，要真正認識靖節先生讀書態度之所從來，必須研究他的政治觀、社會觀及學術觀。由於篇幅所限，政治與社會，暫且不談，現在從學術背景方面，分析一下這幾句話的出處:
漢代學術，自出現今古文經之爭後，兩派學者各持其說，馳騁當世，互相對立。簡括言之，今文家主儒者須通天、地、人，於是在儒學之內，滲以陰陽五行之說以解釋經旨；重微言大義。古文家則推尚尚代典章文物，反對讖諱之說；探求字義以箋注經文；多詳章句訓詁。由於彼此立說不同，主張有別，為支持己見，所著解說，動輒數十萬言。如後漢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伏恭為《齊詩章句》亦二十萬言。一時風氣所趨，遂形成後世所譏詆的「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之病。「五柳先生」所云「甚解」，即指此而言。
晉宋年間，清談風氣盛行，儒學固無復昔日地位，但當時思想界，除玄學、道教、佛教各有支持者外，經學於慘淡之中，仍不乏衛道之輩。表現於學術上，雖無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氣象，但由於各有所主，且牽涉到政治利益問題，故亦出現過不少爭持。如桓玄曾作《沙門應敬王者論》，以貶抑佛教；慧遠則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表示抗爭。此種現象，以淡泊名利，崇尚「自然主義」的「五柳先生」視之，當屬毫無意義，亦過於執著。可見「好讀書，不求甚解」實陶淵明於深沉感受中的有感而發。後人不察，誤以「五柳先生」讀書如走馬看花，只觀大意，甚或取易避難，此實未能突破「學養之隔」所致。試想想「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何等境界？豈是「走馬看花」所能得之。
一代文豪韓愈在《答李翊書》中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抑愈所謂望夫了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此雖為文公自謙之詞，但若證之前述五種「障隔」，與文公學文經歷之艱苦，則又可知文公之語，斷非完全出於客套。故作為一個文學欣賞者，要「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之美」，必須讓自己養成具有下列各項條件:
(一) 學養足 – 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要成為一個夠水準的文學欣賞者，先決條件，必須具備足夠的學養。雖未必能博通今古，但起碼對學問要時刻保持濃厚興趣，與孜孜不倦追求新知的精神。
(二) 見聞廣 –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有些知識未必能從書本得到，又縱或書本有所記載，亦遠不如親身經歷。故要認真欣賞文學作品，除須時刻充實自己的學問外，最好還能多作遊歷，對各方面的生活多作體驗，增廣見聞，以幫助對文學的了解。
(三) 想像豐 – 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所謂學養足，見聞廣，始終有一定的限度。千古文章，議論無奇不有，內容無所不包。假如每一篇作品，都要憑十足的學養與真實的見聞去理解它，實在不可能。因此我們在欣賞文學時，除了充分利用個人的學養與識見外，還應盡量發揮自己豐富的想像力。突破時空的限制，去細心領略作品的內容與意境。如何將想像力充分發揮，單談理論，似乎略嫌抽象。這裏不妨舉一實例:
錢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啼。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一眼望去，大家都知道這是一首描寫功夫十分到家的好詩。它的好處不在於寫出錢塘湖美麗的春景，而在於不著痕跡之中，顯示出「行」的動感。試舉詩中第五句作一分析:
「亂花漸欲迷人眼」，著一「亂」字，已將錢塘湖畔可同品種、不同大小、不同位置、不同顏色，在輕風中搖曳生姿，爭姘鬥麗的花朵，展現於讀者眼前 – 這正是作者當時行進中瀏覽所得的印象。讀者如非發揮豐富的想像力，不易於一字之中，領略出如此優美的境界。
(四) 感情真 – 有人說：「欣賞文學是再一次的創作。」所謂「再一次的創作」，斷非憑空臆想；而是通過細心的閱讀，去體會出作品的作意，從而分析其主旨，與欣賞其高妙的寫作技巧。要做到這境界，我們除以理性分析有關資料外，亦須以一份如赤子般純真的感情去體味作者的喜、怒、哀、樂，以悲憫的態度去感受其深情與至誠。不幸，現代人慣於營營逐逐的生活，且飽受功利主義的薰陶，最缺乏悲天憫人的情懷。表現於文學欣賞時，遂顯得格格不入。茲舉一例予以說明: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乃一擲地有聲佳作，被選為香港中學中文教材。可惜，一般教科書的編者，於本文的精妙之處，多未能有所體會，故對「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中「閑人」二字，作出了錯誤的演繹。
某教本註云：「當年蘇軾任團練副使，官位低微，職務也空閒，故自謂『閑人』。」
這種解釋純屬望文生義，離題遠甚，真使人啼笑皆非。蘇公泉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劉海峰論文說：「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言也，故即事以寓情。」欣賞文學的人應該知道詩有「詩眼」，文有「結穴」。「蘇文」的「結穴」即在「閑人」二字。要認識此中真意，須對蘇公昔日在黃州的生活先有一概略的了解:
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烏台詩案」後，蘇軾死裏逃生，被遷至黃州(時年四十五歲)。約百日的牢獄生涯(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 – 十二月二十九日)，使其在精神上與肉體上，經歷了煉獄般的磨煉。出獄後，他的思想改變了，人生的境界改變了，文學的風格也改變了。黃州五年，可說是他創作生涯最璀璨的時期。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都成就於這一年代。雖然，從內容觀之，他的詩詞已由怨憤譏刺，轉變為空靈閒適。但在實際生活中，他絕對不是一個「閑人」。不要以為他官位低微，無案牘之累，便一定清閒自在。且看「東坡八首」的前序，蘇公如何道說自己的生活: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為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嘆，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除卻筋力的辛勞外，精神上，蘇公亦不見得真正閒適。且看元豐五年九月寫成的《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髣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詞末兩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似乎顯示蘇東坡久經波折之餘，欲拋開俗世，作逍遙餘生之想。但再看前面兩句：「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則又可覷知他確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對家國未嘗忘情。只歎我們偉大的詞人，生就一副率直敢言的性格，乃不容於當道，遂至長期遭受貶抑，生活於痛苦無奈之中。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表面看來，雖似安祥自足，但若知作者與友人張懷民俱滿腔抱負而同遭貶謫，則兩人當時的心境，可以想見。「閑人」二字，豈不正道盡失意人的落幕？當我們細心玩味這幾句話，不期然感受到作者的內心，隱隱然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感慨。這份沉鬱的苦悶，我們若不能以真情接之，如何能與作者產生共鳴？
(五) 訓詁明 – 我國歷史悠久，文章之變，代各不同。年代愈遠，則變化愈甚。故中文課程裏的文言文，往往使學者望而生畏。誠然，現代人讀古人文章，自然不易盡識。以字義而言，即有「一字數義」或「數字一義」之別。讀者務必於此深下功夫，仔細研究，以領略其奧義。若欣賞時掉以輕心，望文生義，或一以己意紬繹詮釋，不但與原文意義相去甚遠，甚或背道而馳。試觀歐陽修寫《新五代史》記用兵之事，對攻、伐、討、征四字的用法：兩軍相交，處同等地位者，謂之「攻」，以大壓小，一大國攻打一小國，或中央政府軍隊攻打一地方，則用「伐」；對方確實有罪，稱「討」；天子親自率兵，則謂之「征」。一字之中蘊含深意，褒貶在其中。這種寫法，古人稱之為「春秋筆法」。
文學世界，是一個美麗的世界，觸目繁花異卉，幽壑奇峰，既足以遊目騁懷，更可與古人為友 – 遊天姥而謫仙結伴，訪赤壁則子瞻偕行，感時傷亂，分憂幸有詩聖，種豆採菊，南山喜識陶公。讓思想騁馳，任感情奔放。於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亦有所觸所受。此正梁任公所云：「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賞心樂事，孰有逾於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