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練英

一九四九年，中原鼎沸，政海翻瀾。大陸易幟後，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行以清除傳統文化為達致共產革命的手段。一時破舊立新，雷厲風行。一些自覺不能容於新政府的知識分子，便紛紛南來，託庇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統冶下的「東方之珠」。這批「過江名士」有感於祖國文化備受摧殘，花果正飄零，乃抱着「為往聖繼絕學」的精神，以自我放逐之身，勉力負起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雖然境况異常艱難，他們兩袖清風，飄泊南來，生活常陷於困頓。但一份莊嚴而神聖的使命感，使他們在困乏的環境下，勇於奮進，在文化與教育事業上，創出令人驚異的成績：教育方面，如新亞書院，即由錢穆(賓四)、趙冰、唐君毅、張丕介和吳俊升(士選)諸位先生在「手空空，無一物」的環境下，於一九五零年創立。由於一時名學者望風雲集，且揭櫫以復興中華文化為職志，不但獲得香港教育當局禮遇，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鼎力予以支持。十多年來，不僅培育了不少人才，最後且與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之加入「中大」，從宏觀的角度看，無疑是香港教育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但若從新亞創校的原旨觀之，則在新亞書院頭上加上「香港中文大學」這頂金冠，雖然光華奪目、閃閃生輝，但在光芒的背後，毫無疑問隱藏着令人掛慮的隱憂。

資料顯示，新亞創辦時，招生簡章列明辦學的旨趣，包括「旁採西歐大學的專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這一懷抱世界的偉大理想，在成為「中大」一員後，無疑可以繼續追求。但要保持「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以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抱負，則恐怕難於持續了。正當港人為中文大學之成立而額首稱慶、四方道賀之際，錢夫子何以甘心忍受比切離骨肉更甚的痛苦而黯然離去？個中悲苦與難言，作為身領錢師教誨，飽受傳統文化薰陶的新亞人，是不難想象得到的！

梁任公有言，人生本是一大缺憾，「吾人只能在缺憾中追求完美！」新亞之入中文大學，對一手播種培育成材的群賢來說，毋寧是從缺憾中追求完美的犧牲之舉。這點除錢夫子外，相信趙冰、唐君毅和張丕介先生，乃至曾參與創校工作，其後因國府教育部徵派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而一度離去，至一九六0年始再受錢校長力邀，回校出任副校長的吳俊升先生也必深有同感。

對於吳先生，新亞同學普遍的印象都以為他一九六0年始來校服務，曾留學法國，取得巴黎大學教育博士學位，在大陸(中共未建政前)及台灣當過國民政府教育部高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專家，為人和藹可親。至於他與新亞的創辦，及對新亞精神之發揚光大，大家便所知不多。

假如在一九六0年至六九年曾在母校接受教育的書友，或者會留意到《農圃講錄》這 一部書。這本著作正是吳師服務新亞十二年的演講紀錄。他在〈弁言〉中有這樣一段說話：

「我一生中在大學服務的時間，以在新亞為最長。在過去十多年中，有幾十篇講詞，曾經陸續在《新亞生活》發表。現在搜集起來，印成《農圃講錄》，贈送本校同仁、校友、在校同學以及愛護新亞的人士，作為臨別紀念。這本小冊可為個人的教育經驗留一鴻爪，可為新亞校史供給一部分資料；也希望在校以及後來同學隨時加以瀏覽，能對於他們修學立身處世的道理，有一點幫助。本年欣逢新亞創立二十周年，學校將舉行盛大的慶祝。我也以此小冊奉獻作為慶祝的禮物。」

唐君毅老師對此書有這樣的評語：這是「吳先生輔助錢賓四先生任新亞副校長時的講詞。由這些講詞，已可看出吳先生對於新亞教育之觀念與理想，與錢先生同樣是承繼中國文化，與二十年前之大陸教育的傳統而來……」

這本書雖處處顯示出吳校長對新亞精神的推崇與弘揚，但一本「小冊」並不能總涵吳校長自一九五零年起所孕育和懷抱的新亞情懷。他一九五零年後出版的著作(如《教育論叢》；《江皋集》；《庚年酬唱集》；《教育與文化選集》；《教育生涯一周甲》；和《文教論評存稿》)，無一不見到新亞精神及與新亞精神一氣相噓、一脈相承的儒家仁義思想在激湍、在廻盪。翻閱這些著作，令人覺得吳師與錢夫子、唐君毅及張丕介先生彼此所學所攻，雖是不同的學術範疇，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却並無二致。他在巴黎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研究的雖是聞名於世的「杜威教育學說」，但他最服膺的人物始終是我國世世代代人人最尊且敬的至聖先師孔子。他在一九五二年發表的〈我國的教育〉一文，(見《教育論叢》頁一五八至一五九)說春秋時代王權失墜，私家講學漸興，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以有教無類、「學不厭，誨不倦」的精神設教，以仁義之道育人。「集以前各代文化的大成，建立了儒家的道統，其學說便成為以後二千四五百年繼繼承承始終不斷的教育思想與制度的規範。……諸子百家雖然各有其社會理想和教育主張，但其中最有力量的乃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的孔子所首創的儒家。」

這種對孔子特別推崇的思想，與錢、唐、張、趙四位先師可謂志同道合，一氣相連。雖然他們彼此之間所專之學不同，但一致的是，大家都認為維護傳統文化，繼承先聖師道，發揚歷代賢哲擇善固執、鍥而不捨精神，以推廣道德教育，積極開拓仁、義、禮、智、信領域的理想，為憂患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所應有的堅定不移之志。只有本此理想，對炎黃子孫教之育之，勉之勵之，行之信之，中國文化才可在風雨飄摇的惡劣環境中屹立不倒。

綜觀吳師在校負行政責任近十年(六0年一月至六九年七月，前半段為副校長及代校長，後半段為校長)，他對由創校校長錢穆先生領導下樹立起來的新亞精神，不但敬而重之，而且遵而從之。他雖然參酌西方公開、公平、公決的原則組成校務及教務委員會治校，但大前提仍以我國傳統尊師重道、禮賢下士精神為歸臬。他常謙遜地說，治校期間，一切蕭規曹隨。是故在他任內，新亞精神不獨得以維持，且更發揚光大。一九六五年錢校長雖已離開新亞，甚至離開香港，但錢校長之美名與新亞精神之清譽，在文、教界仍廣獲好評。據吳校長《服務新亞書院始末記》載述，中文大學自一九六六年開始頒授優良學位以來至一九六九年，三院在良性的競爭中，新亞畢業生的成績一直居於前列。教師的學術研究亦有傑出的表現，為文化、教育和學術界所稱許。

尤使人欽敬者，一九六八年九月吳校長以行將退休的關懷，在一零六次月會中，對新亞精神再一次作深入的闡析。他提出四項意見，最後語重心長地總結說：「我們新亞書院的精神寄托於艱難締造的歷程，寄託於維護固有的文化優良傳統；寄託於培養對於社會、國家、人類的一種責任感；也寄託於師生密切的關係。我們今後要繼續發揮這種精神，便要愛護學校歷史，繼續不斷的求創造、求進步；便要擔承文化的使命；便要對於社會、國家、人類的前途負起責任感；便要敬重師長，保持密切的關係。這些如能做到，便是我們新亞精神的發揮，也便是學校光明前途之所寄託。」

這番叮嚀，不但只對當時在學的新亞同學說，也是對所有由「誠明之門」出來的新亞弟子說。非但如此，若從一九六九年吳校長退休後，直至他辭世(二000年)的三十一年歲月看，他也是對自己說。他除了最後數年精神的確衰老了，沒有再問及新亞研究所的情況外，(如孔子所說：「甚矣，吾衰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廿多年來，總不時對所務表現出深情的牽掛。這點，足可証明新亞精神確實永遠存在於我們尊敬的老校長心中。

一九七四年，當政府提出要中文大學改制，將「中大」創辦時三學院共同協議簽訂的聯邦式大學組合，扭曲而為中央集權之單一制，新亞書院校董會以李祖法先生為首的一眾董事便立即表示異議。幾經磋商，議決由校董吳俊升先生撰寫反對中文大學由聯合制改為單一制意見書，陳述新亞要求維持原制的理由。由此時起，八位校董：李祖法(董事長)、吳俊升、沈亦珍、劉漢棟、徐季良、唐君毅、任國榮、郭正達諸位先生，都積極投入維護新亞精神和原有體制的工作。資料顯示，前校長吳俊升、前文學院院長唐君毅、前理學院院長任國榮和前校長沈亦珍，由於在校久任要職，對新亞情況不但知之甚深，且有一份久而彌厚的感情，故對於保護新亞書院和維護原有體制一事，都抱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的態度，在校董會的領導下，積極與政府及富爾敦委員會周旋。尤其吳、唐二師，一有機會便不辭勞苦在報章、雜誌發表評論，在社團講演，希望藉評事實、講道理喚起輿論，影響港府收回改制之議。吳校長在明報月刋發表〈論所謂「學系整合」與香港中文大學改制問題〉及在香港半島獅子會聯席例會講演〈評論香港中文大學改制法案〉兩篇洋洋灑灑、擲地有聲的大文，內容與資料異常詳實，說理有根有據，批窾導竅，層層剖析，對政府改制建議逐一批駁。除指出改制之議與一九六三年「中大」創校原旨不符外，又申明三學院之辦學精神、教育理想與行政制度皆各具特色。若強行將之扭合，不但弊多利少，且必製造出不少矛盾，妨礙教育效果。倘若當局真以教育為心，以尊重「中大」三學院固有的獨特精神為意，能本客觀務實之旨看待三院，相信改制之議，必可以服從真理的寬宏量度，理性地將之收回。

無奈對於此事，港英政府早抱事在必行決心，任何言論、任何事實、任何道理與任何要求，對他們別有用心、堅閉固拒的態度，完全發揮不到絲毫作用。事情結果，是權力壓倒真理，改制之議終付諸實行。

面對當局完全不顧昔日中文大學創辦時，尊重三院各自獨有特色和教育理想之原旨，又不理會香港及海外愛護新亞書院和新亞精神的廣大民情，一意孤行，強行將大學的「聯合分權制」改為「單一集權制」，新亞校董會列位董事，對此以政治干預教育的專橫手段，深表憤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在董事長李祖法先生的領導下，九位董事聯署登報聲明，(據吳校長自訂年表，是於一九七七年登報聲明，想是由於聖誕及新年假期關係，見報日期遲至七七年初，致出現兩個不同年份。)由該日起辭去新亞書院校董職務，以示抗議。(據錢師母澄清，錢夫子並無聯署，辭職校董實為八位。)

母校校董會列位董事，俱是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在一向少風波、少激烈行動的教育界，突然作此石破天驚之舉，可見諸位校董內心之沉痛與憤慨。料想當日生逢其時的同門書友，知悉此種情況，亦必悲憤莫名。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

(一) 為甚麼港英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不惜改變初衷，毁棄承諾，一定要將成立以來，發展順利的「中文大學」強行改制？

(二) 為甚麼三學院中，獨獨新亞書院校董會對改制之事提出強烈抗議？抗議既成功，何竟要作出「八位校董聯署總辭」的激烈行動？
身為關心母校發展的新亞人，倘能對以上兩問題有清楚的了解，相信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母校的感情，並提升我們復興新亞精神的勇氣和決心。

現在我們且從第一個問題入手，回答以上兩個身為新亞人必須清楚認識的重大問題：作為曾深入研究中英外交史的歷史研究者，以尊重歷史理性求真的精神，我非常了解英國人何以有此不守信諾、不尊重「中大」創校原旨的非常之舉。

從近代殖民地發展史的角度看，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對所統治的殖民地，由於以少數族裔統治多數的本土異族，其組成的政府，都具有部族政權之特質。(如中國歷史上蒙古人及滿州人之治漢人。) 此種政府，猜忌之心甚為強烈。他們最不願見到被統治的多數異族對母國的歴史和文化有所眷戀、依舊熱愛，因為這將有礙他們穩定的管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內外形勢，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先是六十年代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紅紅的革命烈焰隨風吹至美麗的東方之珠，燃點起「反帝」 、「反右」的火光。影響所及，一向寧静的港九地區，迅速進入以左派為旗手的「革命」狀態。一時間硝烟與催淚氣瀰漫，人心頓然陷入暴動之聲與「土製波蘿」之味的困擾，終日憂心徨徨。

七十年代初，美國又因在越南久戰無功、反共無成及死人無算的悲慘局面之困擾下，迫得屈辱求和，引身脫離災難深重的越戰泥淖。以美英為首，標榜反共的「自由陣營」，在此一文鬥、一武爭的兩件令世界觸目的大事的激蕩下，昔日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和自強意識日漸高漲。香港一地，雖由於環境特殊，居港華人並無要求趕走英人以求自治，但代表身份之高低與民族之尊嚴的中國文化情意結，却在普遍炎黃子孫的內心泛起了盪漾的漣漪。由六十年代中期開始，逐漸多中華兒女提出要求，呼籲政府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應該平等。此一期望，由零散微弱的呼聲，逐漸滙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結果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中文合法化運動」。經歷長時間的爭取與不懈的奮鬥，港英政府鑑於大勢所趨，難於壓禦，終以「識時務者」的姿態，強為遷就。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式頒佈《法定語文條例》，承認今後香港社會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平等。

此事到此並未劃上句號。一向老謀深算、善於避重就輕、趨利避害，在帝國主義群雄中，管治手段最出色當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當其向香港華人送出一份厚禮時，他的內心早已盤算着怎樣可以取回超值的代價。正當我們歡欣雀躍、額手稱慶之際，他們的「小動作」出現了。《法定語文條例》頒佈後僅兩個月，香港教育司將部署已久，籌劃成熟，(部署和籌劃時間，早在七十年代初已經展開)足可補償先前失去的「英文唯我獨尊」地位的「新會考制度」，正式發表公佈，由一九七五年開始，香港的中學會考將頒發新的「綜合會考証書」，以取代舊日分流會考的「英文中學會考証書」和「中文中學會考証書」。此一改革，目的在敲定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課程合流，實行同卷分語會考。除中、英文科及中史科外，証書上其他科目，均須註明作答語言——英文或中文。中英文中學之高低優劣，從此形成。

此一看似十分客觀、十分公道、十分通情達理的「會考新措施」，很容易令人誤以為是一種與時俱進、因時制宜的教育改革。豈料實質上却是一種部族政權統治殖民地的陽予陰奪手法。英國人以偷天換日的技巧，將「英文在香港唯我獨尊的地位」换取了中文中學行之已久、收效頗佳、且具有三大優點的傳統中文中學教育，通過改革，將之打成歷史陳跡。(此一動機在政府檔案有充分資料可資證明。)改制前的中文中學，不但中文與數理科程度高於英文書院，更有一事為大眾所稱許者，是中文中學比較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强調德育訓練，比較着重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人教育。在中文中學的「國文」科裡有選自《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教材。由於具備這些優點，當時的中文中學頗受思想較為「中國化」，較為眷戀倫理道德的家長所歡迎，是故就讀於中文中學的學生為數不少。一九六三年成立的中文大學，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為他們提供在港升大的機會。以此一時代香港的教育發展觀之，中文中學亦自有它光明的前途。

可惜由於六、七十年代內外形勢的突變，令英國人意識到，當中文在香港獲得了與英文的同等地位後，若不以「巧妙」的手段平抑一下中國文化在香港的氣燄，長此下去，誠恐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日漸高張，非但香港社會將變得難於管治(文化大革命年代，四人帮支派在港鬧事的經驗，英國人思之猶有餘悸)，屆時一九九七年界限街以北及新界的租約問題，更無從與中國談判。(當時英國政府萬萬想不到中國日後會有收回香港的決心。)

從時序及政府當局行事的手段看，新亞書院與行之已久的舊制中文中學會考，實有「同病相憐」的苦況。二者都因為對居港華人的文化意識與民族感情起着重要的鼓舞作用而招致大刀闊斧的對待。尤其是母校新亞書院誕生之後，正處大陸雷厲風行，肅整傳统文化時期。而台灣方面，國民政府雖重視傳统文化與「國文」及歷史之教育，奈何清末以來，由於國勢日趨衰弱，致令急於為國圖強的新文化運動熱心支持者，將「全盤西化」口號塑造成文教界的神壇。遂使政府當局雖有重視傳统文化之名，但教育政策和教育所得效果，却並無其實。處此境況，身在小小港英殖民地的香港之新亞書院，便成為捍衞中國文化、弘揚傳统精神的中流砥柱。二十餘年間，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環境下，創立起來的小小新亞書院，便成為黑暗的海洋中一座發放光芒的燈塔。

語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新亞書院正因為身上懷有這塊稀世的璧玉，而招致殖民主義者的嫉忌與「文化強盜」的扼壓。港英政府接連兩次針對中文中學和中文大學的改制，遂使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成為中國文化和新亞精神由光輝轉趨平淡的分水嶺。

認識了這段歷史，我們便不難知道今日的中文中學何以淪落至人人唾棄的悲慘地步。不但如此，身為新亞弟子，我們還可從中了解作為我們母校的精神支柱和永久抱負的新亞精神，何竟隨歲月的流逝而逐漸被人忘懷！

當日校董會諸公在李祖法先生的領導下，不以己身無憂無慮的生活條件作「功成身退」、優悠泉林之想，而竟拍案而起，投身抗爭行列，傚年青人作不平之鳴，為的就是要維謢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一代承傳下來的這份中華民族國魂的瑰寶。在 面倒以強權為依歸的不利形勢下，這無寧是一腔無法實現的「回天孤抱」。老先生們所求者，斷非為一時之效，而是给中國教育史和中國文化史留一點薪火，讓中華民族的後來者，尤其是我們源自桂林街的新亞弟子，在艱險、困乏的環境中，不忘奮進與多情！

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我修讀博士學位時，一個不期的際遇使我有幸獲得一位改變後半生學術命運的良師。這位良師正是我在母校就讀時(一九六一至六五)，親炙多年的吳俊升副校長。

吳師把我帶到我國歷史上，先聖哲賢用力最多，貢獻最大，影響最為深遠，而於二十世紀却最受國人冷落和忽視的傳統教育世界。他告訴我，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種教育理想能像孔孟所標榜的仁義之道般，不以排他為本，不以戰爭為務而能令一個民族不斷壯大，不斷影響四鄰而廣受歡迎。即使衰落了，又可轉弱為強；分裂了，又能重歸統一。尤其難能可貴者，是一代一代承傳這種理想的中華民族，五千年至今依然屹立不倒，依然有希望重新抖擻，昂首濶步走向未來。

因此，吳師建議我從被國人冷落的、荒涼的中國傳統教育大地找尋研究的路向。

義本道吳府的一夕話，使我改弦易轍，決定由外交史的研究轉向教育史的探討。由這刻起，我的研究方向來了個大轉彎。我接受了吳師數十年未圓之夢的重託，(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由於翻閱《明史‧選舉志》，發現明太祖朱元璋對我國教育的貢獻，竟超越歷代君主，化被四鄰，影響所及遠至日本。只是數十年來由於政界、教壇兩邊穿梭，始終騰不出長時間加以研究。)實行以《明太祖教育政策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

兩年來的接觸(吳師於一九七九年尾因與家人團聚移居美國)，除了討論論文的問題外，很多時候我們會談及母校的舊事。吳師告訴我，新亞書院雖然成立於一九五零年，但他與新亞的緣分，却早於一九四九年便已開始。

一九四九年是國內政局進入決定性的關鍵年。抗戰勝利不足四年，國民黨便因民心盡失，兵敗山倒，政府被廹由南京遷至廣州。是年適逢孔子二千五百年誕辰，教育部在廣州舉行紀念集會。當時服務於教育部的吳師，為增加大會舉辦的意義，乃力促部長函邀在香港講學的儒學大師錢穆和唐君毅兩先生蒞會作專題講演，此為錢、唐、吳三位先生為新亞結緣之始。

據錢校長回憶，一九五零年，他和唐君毅、張丕介二先生原服務的亞洲文商專科學校(錢師為校長)，因得商人王岳峯先生的支持，乃決定擴充校舍，搬至桂林街新址，並將之改為日校。但商之校監劉君並未獲得同意，且表示不欲將校名相讓，建議另行申請創辦新校。此一意願分歧的微妙關係，遂成為母校新亞書院誕生之契機。

適於此時，吴師與友人創辦的九龍實用工藝學校亦因學生人數不足，迫而停辦。基於國事多艱，祖國文化備受摧殘，共同抱着為國家育人才，為民族保文化的大目標下，錢、唐、張、吳四位先師，乃因緣時會，齊心合力投入新亞書院之創辦工作。據吳師回憶，當時向教育司署立案，及擬議校名與籌募捐款事宜，均曾參與其事。及改組事成，乃應聘留院任教。兩年後，因接台灣方面教育部委派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乃告中止。此後八年，吳師留台先後在正中書局擔任編審委員，及在教育部當政務次長。至一九六零年始應錢校長延聘來港擔任副校長，與新亞再續前緣。

一九六零年一月，當吳師抵港就任不久，錢校長便因應耶魯大學之聘赴美講學。在此期間，校務悉由副校長代理。由此時起，吳師便展開了他為新亞服務長達十年之久的重要時期。

據吳師回憶，他來港履新後，適逢政府當局大力推行崇基、新亞、聯合三學院合組聯邦式的中文大學。他經常為有幸參與此極具文化、教育意義之大事而深感榮幸。尤其是他覺得能輔助錢校長帶領新亞，繼承孔孟以來一脈相承之師道和弘揚我國傳統文化作出貢獻，是他在動亂時代中，最感光榮、最感暢快的歲月。他曾對我說，希望將來有新亞同學能寫一本新亞書院由創建而發展，由發展而被打壓，貫通整個新亞精神的校史。他對我說：「假如你有時間，我可叮囑張端友校友為你提供資料。」可惜三十年來我始終騰不出這份時間，我希望時間和學問都比我充裕的校友，能完成吳校長這番理想，我敢信這必可成為二十、廿一世紀中國文化復興的一本極具意義的傳世之作。馨香以禱，這本書終有一天能出現眼前。

閒談中，吳校長最津津樂道的事是，他以學并中西、對中國及歐美教育理論下過苦功鑽研，經長時間實踐和觀察後，得出之結論為：在人際關係和社會生活中，個人的出處、辭受、取予之間，和處事的本、末、終、始，先、後、輕、重，乃至整個人格教育及道德操守的訓練，他確信以孔孟為首的儒家學說，比之西方近世興起的主張，實有不可忽視，不可不珍而重之的價值。他說，在新亞正式擔任校長雖只短短四年，但只憑「尊師重道」和「春風化雨」八個字與「推己及人」的恕道，便贏得了新亞上下人人敬業樂業。

他說在任期間，親眼看到同事之間，沒有一人不珍惜由「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環境下創造出來的成果；沒有一人不受「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鼓舞；沒有一人不響應「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的呼喚。在他的著述中，我們看見他悼念四位曾經並肩作戰的故友的那份深情、那份哀傷，和那份相濡以沫、相互砥礪的合作精神，便可想見昔日的新亞校園熱誠、勤勉、融洽、和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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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在商學院同學心目中亦師亦父，至尊至敬的張丕介先生不幸辭世，吳校長在〈悼念張丕介教授〉一文中說：

「我與張先生再度共事，在新亞書院前後相處十多年，公誼私情與年俱積……我此時要強調敘述的有一點，即是新亞在最初艱困時期，如其沒有張先生的苦撐，是不會有今日的。 …… 張先生對於新亞，除在行政與學術方面多所貢獻而外，尤其在『師道』方面有獨特的表現。在唐朝時，韓愈已有『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慨歎。演至現代，若干學校有成為知識技能販賣場所的趨勢。上課下課師生交易而退，在較大的班次，師生幾乎互不相識，教學的結果亦少考核。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均無一可說。使韓愈生於現代不知將如何慨歎。這雖然與現代教育制度有關，但是熱心教誨的教師也未嘗不可在現制之下補偏救弊。張丕介先生便是在我所知的許多熱心的老師中特出的一位。他不但是學不厭，誨不倦，他對於他的學生的一切生活，還個別與以親切的指導與幫助。他視每個受教學生如他的親子弟，而每個學生也視他如親父兄。在校學生和他的關係如此，畢業學生和他的關係也是如此。他對學生的盡力教導與親切愛護，和學生對於他的悦服和尊敬，我在平時早經感覺此種關係的難能可貴，實為張先生師道的最高表現；而於張先生卧病醫院及逝世以後，從他的學生的行動上，更表現出張先生師道的成功。張先生卧病醫院好多月，他的學生十多人輪流在醫院日夜陪侍，沒有間斷。張先生死後，關於喪葬，完全由他的學生負責經理。開弔及殯葬之日，他們數十人穿孝服為張先生服喪；臨葬之時，他們哭泣盡哀，真如喪親父兄。喪事畢後，他們時時安慰及陪侍張夫人，勝過家人子弟。我們讀歷史記載孔子逝世，門弟子臨葬心喪，依依不忍離去。此種師生情誼不意乃在此叔世再現，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想凡是在場的人沒有不為此情此景所感動而深深欽佩張先生偉大師道的成功的。我還記得在張先生臨葬時，新亞學生會會長甘偉培君亦代表學生會在場送葬。我當時便曾和他說：『你們常常問我，究竟什麼是新亞精神。現在我可以具體的告訴你們，今天這種情景，便是新亞精神之一種表現——便是尊師重道的精神的表現』。」(全文見吳俊升著《文教論評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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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夏，我們尊敬的唐君毅老師，在經歷長時期與病魔苦鬥，终於被帶走了寶貴的生命。懷着悲痛心情的吳校長，為他並肩作戰多年的摯友，寫了一副堪為唐老師一生寫照的對聯：

學不厭，誨不倦。遺著數百萬言，從學三千餘眾。山頹木摧，哲人其萎。

闡義理，究天人。立身堪為世範，衞道每作前驅。人亡國瘁，薄海同悲。

在〈唐君毅教授歸葬台灣悼詞〉中，吳校長說：

「唐教授的學問與師道以及他的完美的道德人格，可稱集學者、大師、醇儒於一身，為並世所少有。他的去世乃是中國與世界，尤其是香港無可補償的損失。宋儒曾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願。唐教授乃是一生抱此宏願力求實現，直至最後一息還是永矢弗諼的。……

唐教授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者，他也是悲天憫人、具有救世宏願的。他對於祖國的分裂、文化的損害，永懷不忍人之心，常發言論，希望喪失文化意識與民族意識者迷途知返。直至逝世的前夕，聽到中國大陸有平反毀孔的言論，大喜過望，還漏夜將他有關的論文寄往大陸為平反者助其聲勢。這種愛護民族文化，渴望太平的天真熱情，實在是可愛可敬。……

唐教授在從中大和新亞退休以後，對於中大和新亞的教育體制和理想，仍然維護不遺餘力。他始終是在新亞董事會領導下和香港一部分社會人士，反對改變三個基礎學院的傳統和在大學的法定地位。但是理性不能勝過權力，中大終於改制變質了。雖然如此，他對於現在的中大和仍存名義的新亞書院，仍不減愛護的熱枕；還希望在改制中減少損害，仍能盡可能保持當時創校的理想和精神。」(全文見吳俊升著《文教論評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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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吳校長一方面為懷念新亞服務多年的故友陶振譽教授逝世兩周年與任國榮教授逝世一周年，一方面希望這兩位學人和教育家的風範，可供後人的欽仰效法，於此年四月，寫下了〈悼念香港新亞書院共事好友任國榮與陶振譽兩教授〉一文。在文章中，他深情地說：

「去年重遊新亞，承舊日同事現任院長林聰標兄邀約我在新亞時的各同事話舊。……撫今追昔，不免人事滄桑之感。回想過去共事最久而得其助力最多的唐君毅、張丕介兩兄，早已作古。……最近數年同留美洲音問常通的陶振譽和任國榮兩兄，又在兩年之內，相繼去世。我與兩兄交深。公誼私情，悼念不已。……

我與任、陶兩兄共事多年，為患難道義之交。不但有朋友私情，在公誼方面亦有許多可以悼念之處。我們共事期間，先為新亞書院嬗變為中文大學一個基礎書院的時期。在此遞變期間，校務行政有很多困難問題，有待於解決與適應。我初居襄助地位，後來主持校政，一切內外因應，全賴共事諸位相助。而最得力的諸位之中，即有任、陶兩兄。振譽兄任訓導長，對於學生訓導，寬嚴適度。在六十年代世界學潮澎湃之時，新亞書院平静無事。陶兄有安定之功。在他有一年赴美考察期間，因為他和國榮兄私交很深，請任兄代理訓導長，也能和我相助為助，保持優良校風。……

在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成中文大學以後，大學本部與各院之間，在職權上時有爭執。振譽兄過去曾和中大當局共事。最初曾為溝通大學與新亞關係的一位關鍵 人物。後來因為雙方關係趨向緊張，振譽兄本於正義立場，始終站在新亞書院的一邊，而與大學疏遠，寧願按時退休，未有任何遷就。他的這種風義，實在可敬可感。國榮兄對於大學與書院職權的爭執，也始終與我們在一邊。最後香港當局不顧諾言與法規，強將聯合性的中文大學改為集權制。其時我與國榮兄均已退休。但是仍為新亞書院校董，到此改制之時，新亞書院大多數董事宣佈退出校董會，國榮兄也在退出的董事之列。……

尤其難能者，國榮兄自生物學系創立即任主任，直到退休為止，造就人才極多。……在一個時期中，平均每年有五人獲得博士學位。現有這些學者都分散在英、美、加三國和香港，擔任教授和研究員等職，成績均佳。國榮兄培育苦心，得此結果，為新亞增光不少。我個人也感覺榮幸。」(全文見吳俊升著《庚午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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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三段引文，可以見出吳校長與張、唐、陶、任四位先師的道義之交。在新亞精神的感召下，他們彼此的熱誠與無間的合作，不但令母校在新成立的中文大學與其他兩院的磨合中，得以保持尊師重道、宏揚傳統文化的獨立精神，並將新亞精神在教育上的理想和優點充分發揮出來，贏得香港內外文化教育界的口碑。由於篇幅所限，雖然未能盡錄，但已足令我們於緬懷之餘，體會到前賢的艱難與貢獻。

除此之外,我們翻閱吳校長的其他著作，發現其中有不少關於新亞的文章。總括言之，可得出以 下印象：

第一. 吳校長雖非創辦新亞的中堅人物，但由新亞正式命名開始，他已參與襄贊和教學 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他因應國民政府教育部徵派，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其後返台工作八年。在這段時間內，當錢校長因公赴台，彼此時相會晤，對新亞事務之發展，每從旁協助。

第二. 吳校長自與新亞結緣後，一直以來都表現出愛護新亞和關心新亞精神的承傳與弘揚。在他服務新亞連續十年(一九六0至六九)期間，秉承了錢校長的創校精神，協助和帶領新亞走上興盛的歲月。

第三. 吳校長雖是留法博士，且一生從事杜威學說研究。但他的終極文化價值，仍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世代相傳的中國道統為依歸。

第四. 吳校長與錢夫子對興辦教育，目標一致，抱負相同。都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核心，以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理想。

第五. 吳校長認為，錢夫子領導一眾前賢創辦新亞為世紀盛事，故樂於追隨錢夫子的理想，教育新亞學生，弘揚新亞精神。

第六. 吳校長一生從事教育工作逾六十年，自覺服務新亞期間最感舒暢、最感寧貼。一九八九年，他以八十九高齡撰寫〈服務新亞書院始末記〉，自言：
「余一生服務之機構，以在新亞最為長久，而個人獲益亦以在新亞為最多。故不辭覼縷(委曲敘述之意)，話述與新亞幾近三十年之關係。但望能為新亞留一部分校史資料，並為個人服務經過作一紀錄耳。」完成此文後，吳校長又健康地活了十一年，至百齡高壽始辭世。在此之前，未嘗一日不懷念新亞。

在近兩年的親炙，廿餘年的書信往還及電話音問中，個人深覺吳校長情繫新亞而諄諄教誨者有二事：

第一. 他希望新亞同學寫一本新亞校史，將新亞由創立而發展，由發展而步入盛時，由盛時而遭遇扼壓之經過，詳為敘析。好讓「九七」之後，香港回歸祖國，在國家政策之重視與校方領導之英明下，將新亞精神重振，令中國文化重現光輝。

第二. 他再三致意，希望新亞同學及全球炎黃子孫好好體會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語的真義。他說：「自 『五四運動』後，這兩句說話，備受國人批評。尤其是 『全盤西化』論者，更攻擊得體無完膚。」言談間，他將年青時在風起雲湧時代中所見所聞，及學成返國後在北京大學教書(一九三一至三七)時的所歷所思。綜合深思，得出此後一生切志奉行的教育信
念。在《我的教育信念》一書中，自言其信念源於我國儒家文化傳統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精神。此與錢夫子於奔騰澎湃的反傳統狂瀾中，著書立說，創辦新亞，以維護中國道統，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不謀而合。由於此一契合，才令錢夫子於一九六0年延聘副校長時，有「非吳不用」的堅持。(見錢師《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二八二至二八三) 以吳校長
日後領導新亞所得成績衡之，確然不負所託。

吳校長對其向新亞同學殷殷致意的兩個心願，有所解釋。他說他提出這番企盼，目的在希望後來者從新亞校史中認識母校經歷之艱難，及體會新亞遠大之目標，然後知所持循，知所奮勉。此乃屬新亞校歌所說「悠久見生成」的工程。從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啓示，尋找中西文化合之道，則是「廣大出胸襟」的抱負。

他回憶年青時，列強鑑於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動亂未己，瓜分中國的野心遂又死灰復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英、法、日相互勾結，欲將前清時代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私相授受轉予日本，因而激起全國中華兒女的激烈抗爭。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發了關係國族存亡的「五四運動」。

以北京為首，熱血保衞中華領土和主權的知識分子，因感由洋務運動而戊戌維新，由戊戌維新而辛亥革命，一層層由廣度與深度逐步加大的「西化」，依舊不能解中國厄運於倒懸。在失望和激愤中，一舉認定數千年承傳下來的中國文化統歸無用，因而提出了瘋魔全國的「全盤西化」口號，以此作為挽救國運的新文化路向。自此之後，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版圖之內，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學術……各方面都在「全盤西化」論的主導下，進入了一個如「八陣圖」的困局，團團轉轉，始終走不岀來。

一九四六年，吳校長寫了一篇〈杜威先生會見記〉，裡面有一段對「全盤西化」論者的過激主張有深刻的批評：

「一九三一年秋季，我回國在北京大學教授教育學，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冬季。在這五年半之中，我默察中國教育的理論和實施，感覺到所受杜威學說的影響實在是很大。可是，就我在撰著論文時，(吳校長在巴黎大學的博士論文為研究杜威學說。)研究所得，杜威的教育學說，實是體大思精，而面面顧到，並沒有絲毫偏頗的地方。他總是以頗高的概念，統攝教育方面個性與社性，訓練與興趣，權威與自由，心理組織與論理組織，理論與實踐，純理與實用種種的對立而折衷至當的。可是，他的門弟子，闡述和實施他的學說，卻不免有偏重個性、自由、興趣、放任、心理主義、活動主義、狹隘的實用主義的趨勢。這種趨勢，在中國教育方面，在民國十年以後，表現得尤其顯明，且不免生出種種流弊。」

文中所說的流弊，在今日兩岸三邊依舊重複又重複地出現。吳校長說，他一生從事教育和教育行政工作，身之所歷、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在整個中國大陸及港、台兩地，數十年來只有新亞書院獨樹一幟，大聲高呼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尊師重道精神，和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藉以從中找出使中國走向盛世的新文化。

他再三叮囑，希望世世代代的新亞師生，合力齊心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只要人人念茲在茲，身體力行，新亞精神必將在中華大地重放光明。

結語

從錢、吳兩位校長的回憶中，我們深切體會到前賢創業之艱難，與守成之不易。母校新亞書院在我國政局動盪、教育迷失方向、文化花果飄零的年代，激然而起，發放出燦爛的光
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項不容忘懷之盛事。將來的教育史和文化史必然以敬重之心，公正而嚴肅地將之載入史策。身為新亞弟子，理宜及早做好準備工夫，將母校由創立而成長，由成長而進入盛世，由盛世而遭遇抑壓之經過，深入研究，條分縷析，詳為序列。讓世人於客觀詳實的記述中，認識新亞辦學理想興、揚、頓、挫的經過。然後以知古鑑今的態度，吸取歷史教訓，把握時勢，充分利用既有條件，盡心、 盡力做好復興工作，重振新亞精神。

眼前應做之事，是將過去由創立開始與之後的各個階段，舉凡對新亞曾作出重大貢獻的人或事，筆之於書，泐之於石，以傳其永遠，讓「誠明古道照顏色」的意義得以充分發揮。除此之外，又將作出重大貢獻的關鍵人物，造像立傳，懸於圖書館內，讓師生瞻仰之餘，領受前賢精神之感染，庶幾提昇做人處事之境界，始不負錢、唐、張、吳四位先師與一眾前賢苦心孤詣創辦新亞、辛勤培植新亞精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