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運動」以來，儒家學說備受曲解，有不少好學的年輕學子，往往提出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問：春秋時代孔子提倡禮教，是不是為適應統治者的需要，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第二問：漢武帝獨尊儒術是不是為壓抑諸家學說，推行愚民政策以實現其統治目的？
要解答以上的問題，必須從歷史的研究中去找尋答案。 Continue reading →

一九四九年，中原鼎沸，政海翻瀾。大陸易幟後，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行以清除傳統文化為達致共產革命的手段。一時破舊立新，雷厲風行。一些自覺不能容於新政府的知識分子，便紛紛南來，託庇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統冶下的「東方之珠」。這批「過江名士」有感於祖國文化備受摧殘，花果正飄零，乃抱着「為往聖繼絕學」的精神，以自我放逐之身，勉力負起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雖然境况異常艱難，他們兩袖清風，飄泊南來，生活常陷於困頓。但一份莊嚴而神聖的使命感，使他們在困乏的環境下，勇於奮進，在文化與教育事業上，創出令人驚異的成績：教育方面，如新亞書院，即由錢穆(賓四)、趙冰、唐君毅、張丕介和吳俊升(士選)諸位先生在「手空空，無一物」的環境下，於一九五零年創立。由於一時名學者望風雲集，且揭櫫以復興中華文化為職志，不但獲得香港教育當局禮遇，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鼎力予以支持。十多年來，不僅培育了不少人才，最後且與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Continue reading →

凡我國人，認識到晚清時代列強交侵，又經歷過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的內憂外患苦況，必然地對多難的祖國有一份濃重的關懷。 Continue reading →

一. 學校管理 — 正當教署欲對學校作大幅度權力下放時，請注意下列各事：
(1) 校董會：
中國人社會較重關係，亦重溫情，此一特質固易於促成校務上之合作；但亦常使公事變質，以致於以權謀私。教育當局宜注意各校董之人脈關係，鼓勵其身為校董，除須熱心教育，熟悉教育則例外，還應注意個人之道德修養，使自己在全校員生心目中成為一個誠懇辦學，尊師重道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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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的增加與社會的需求，香港近年的教育事業，發展異常迅速。學校之設，星羅棋布，矚目皆是。以質量言之，雖未能與先進國家媲美，但頗能配合社會進展的步伐，這確是可喜之象。可惜由於教育當局施行政策之不當，輕重緩急，未能因時制宜，故教育實效，殊未能使人滿意。雖然教育水準比前提高(從一九七八年起施行九年強迫教育)，但青少年德智的發展卻出現了反常的現象 – 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非善惡之不分，與努力方向之不明，不單是從事教育的人的強烈感受，所有關心青少年問題的人士也感到大傷腦筋。而他們近年犯罪率的大大提高，更成為社會的嚴重問題。 Continue reading →

「一個大好的民主國家，一個本來愛好和平的民族，可能從此走上好戰之路，對戰爭的態度變得越來越輕率。這樣，出於好利之心，出於永久稱霸之欲，加上不需犧牲本國人民生命，便戰無不勝的輝煌戰績，怎樣能令一個只有二百餘年歷史，帶有濃厚暴發戶傾向的國度知所饜足？科學家今後的努力，能否造福世界？能否有益於人群？實在令人擔憂！」

這番說話是本文其中一段，但這是寫于十四年前五月二十二日的。可見「明是非、別善惡、識時務、通古今。」是中國人從歷史訓練中所得的能知過去未來的大智慧，此說實非虛言。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