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練英

前言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早前，香港人為了愛國教育與道德教育鬧得沸沸揚揚。激烈時甚至出現佔據政府總部，並有人參加絕食以示抗議。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熱愛祖國是應該的；接受如何做人處世的道德教育，也是理所當然的。想不到兩項本來合情合理的事，竟弄至變成震驚世界的社會運動，我相信在這小小的東方之珠生活的沉默大多數，也必感到大惑不解。

有感於這種情況，我頓然想起二十年前曾經發表過的兩篇文章： （一）《歷史觀念與歷史教育》；（二）《「九七」回歸與教科書之重訂》。

這兩篇文章早已預示回歸之後，香港人將會面對在新時代中，對國家身份認同的問題。並提出問題的根源，主要由於兩岸三地對五千年中國歷史抱持南轅北轍的史觀所致。

當日香港回歸，由董建華先生領導的首屆特區政府，倘能參考這兩篇文章，製訂出合時的教育措施，十六年來的發展當不致出現今日艱難的局面。亡羊補牢，今天特區政府若知所反思，重新參閱此兩篇文章，做好教科書之編訂和歷史教育工作，相信今日香港之困擾，必可隨歲月之推移而日漸消除。

歷史教育與歷史觀念

岑練英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原載於星島日報

正確的歷史觀念來自正確的歷史教育。

沒有正確的歷史教育，便沒有正確的歷史觀念！

這是一個沒有歷史觀念的時代，儘管由小學開始，我們便不斷地接受歷史(的?)教育。

在我們的祖國 –

有人將歷史看成一無是處，把近世中國的種種不幸完全歸咎於古人。

有人在到處瀰漫著功利主義的年代，把歷史教育視為徒然增加學子負荷的包袱，既無補於世道人心，更不能助其取得更多財富。

又有人將歷史教育當成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用階級鬥爭的現象去解釋悠悠五千年中國的歷史演變，意欲以一得之見否定盡各派史觀。

更有人在國家多難時期，亟謀割裂國土，另建新國，以自外於中華民族。把理所當然的歷史承擔視為追求獨立的絆腳石，恨不能一舉而將之盡棄。

將一切不幸委過先輩的人，其心態彷如一個家道中落的「二世祖」，終日只知怨天尤人而不思振作，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歷史不但難得一公道，更嚴重者，他個人的民族自信亦必盪然無存。

認歷史教育為包袱，為負累的人，心裏只有一個「利」字。何謂國家民族？何謂祖國文化？何謂責任道義？這些東西在他們眼中統蜀無聊，不值一顧。

用階級鬥爭現象去解釋歷史演進的人，常喜歡斷章取義，用歷史去遷就自我的政見，毫不重視史學上求真的精神。

藉割裂領土的手段，以達其自外於中華民族目標的人，其心最可恥，亦最可誅；即使「數典忘祖」四字，也不能形容其卑鄙與醜惡。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去從事歷史教育，但得來的卻是一個個乖謬的，令人概歎不已的偏見，此種現象倘不及時將之矯正，誠恐數十年後，不單國家的領土會遭割裂，即中華民族數千年經歷千錘百鍊所鍛成的精魂勵魄，亦將日益淪落，日漸渙散，終至消失於宇宙之中。

為了確保國土的完整，為了拯救民族精神於危亡，我們今後對於歷史教育的推行，應該以嚴肅的態度加以看待。對於中國歷史不但不應視為聊備一格的「閒科」，相反地應以同心同德的精神，努力從事於歷史教育的改良，務求於教學當中，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養成積極而正確的史觀。

英國大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說：「歷史是以實例教人的哲學。」 — 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們今日要引導青少年的德智走向正途的發展，除了須在現代教育與社會工作方面做得更好外，實在也應重視歷史教育的真正意義 — 歷史教育如果處理得當，對青少年德智的發展，是有其積極的作用的。

(一) 歷史可養成我們追求真理的精神 –

不論中外，史學家均認為歷史應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真」，捨此，再不成其為歷史。我國古代有兩個關於寫史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春秋時代齊國的太史與晉國的董狐，他們為了保存歷史的真實，不惜冒險犯難，鐵筆直書其事(《春秋》所載<齊崔杼弒其君>與<晉趙盾弒其君>二事)。齊太史所抗衡的是權奸，董狐所面對則是不忘恭敬的百姓之主。但齊太史不以崔杼之惡而畏懼，董狐亦不因趙盾之賢而偏私；一以維護歷史的尊嚴為職志，鑄造了一個真正的史學家所應具備的大義凜然的精神。後之來者莫不以此競競自勵，以踵以繼，成就了千秋共仰的「史德」。

只要我們對歷史不存偏見，能以客觀的態度去研讀，去評析，我們對歷史自然會產生一份敬意，也必然會養成一追求真理，維護真理的精神。

(二) 讀史可激發我們愛國家，愛民族的感情 –

歷史上我們國家雖有過燦爛輝煌的時代，但也曾經受外敵鐵蹄的蹂躪。每當存亡絕續之秋，都有無數的英雄豪傑奮臂而起，力保山河。即使在大勢已去，無力回天的情況下，也不惜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保護堂堂的民族尊嚴。讀史至此，我們不由不熱血沸騰，激發起強烈的愛國家，愛民族感情。

(三) 讀史可培養我們肩負道德使命的勇氣 –

我們知道，文天祥是我國偉大的民族英雄。他起於艱難，臨危受命，在勢孤無援下兵敗被執。元人賞識其才，以極大的耐性用盡一切威迫利誘手段，迫其降服。但文天祥三年來處於富貴榮華與死亡的兩極之間，終於不屈。卒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成為萬古共仰的民族英雄。他那堅定不移的勇氣來自何處呢？<正氣歌>告訴我們：「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此所謂「古道」，即古聖賢人之道。齊太史與晉董狐等十二先哲的壯烈事烈事跡，時刻激勵著他，鼓舞著他，使他獲得無比的勇氣，故能從容就義，浩氣長存。

(四) 讀史可訓練我們認識社會進步的規律 –

歷史一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落後，保守的代名詞。尤其自「五四運動」以來，國人有感於近代史上人進我退，處列強交侵下，國家幾召瓜分之禍。在極度自卑的心態下，一語否定了我國幾千年歷史的價值。統以專制，封建，黑暗加以形容。此種態度實缺乏科學的依據。要知歷史的演進，如長江大河，不但時有緩急，甚或會間湧逆流。我國歷史雖缺乏如美國之獨立革命，法國的大革命和英國的工業革命波瀾壯闊，對世界起著強烈衝擊的運動。但在闊水平流的景象下，苟能細心體會，依然可感受到緩緩前進的力量。現代人徒見倒帝制，建共和為一大進步，而不知設封建，立科舉在當時來說亦為極大之進步。深入而客觀的讀史，不但使我們知道很多前人的事跡，更重要的是使我們認識歷史演進的規律。

(五) 讀史可培養我們明是非別善惡的能力 –

中國史書自《春秋》始，即強調明是非，別善惡的褒貶之義，後之學者稱誦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說：「一字之褒，盛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可見孔子寫史態度之嚴正，後世史家無不奉為楷模。只惜自晚清以還，國家備受凌虐，國人信心盡失。對我國故有文化，不經別擇，即一舉而盡棄之。遂使素具優良傳統的中國史學家亦遭敝屣之棄。寫史者往往不究史實，憑空立說。如論漢武帝獨尊儒術，則謂純是武帝為提高君權之私心所致；甚至硬指「儒學定於一尊，扼殺了各家思想的發展；儒術既成為求取利祿之門，科學技術便不再為人所重視，使中國科技思想停滯不前。」

此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最能迎合妄自菲薄，盲目抑中的自卑心態。其實武帝之獨尊儒術，真個只憑一己之私意而可以推行成功嗎？儒學能排眾而成為我國學術的主流，真個只賴董仲舒諸人的提倡嗎？倘若我們深入加以研究，當會發覺此政策之推行，實有其時代意義。試想，漢初七國之亂，死灰未滅；橫行塞北之匈奴，勢力日張；加以黃老之治，流於放任。於此形勢下，春秋大義之「尊王攘夷」，是否有其時代的需求？儒學於此時備受推祟，實在是可以理解的。設若儒家思想不切時勢所需，則漢武帝與董仲舒諸人雖有愚民之私慾，與至高無上的威權，能收此大效嗎？我們且看朱元璋與毛澤東二人：前者親製《大誥》，頒行天下，規定戶戶一本，「家傳人誦，否則罪之。」後者亦特製《語錄》，人手一冊，舉國上下，如瘋如狂。但曾幾何時，《大誥》絕跡,《語錄》消聲。由此二事，可見高壓手段，固未能使人恆久奉行；槍桿子也不能使人永遠信服。孔子既無勢以用高壓，亦無武力為其後盾，而儒家思想居然流行中國二千餘載。此無他，實由於儒家理論，本乎人性，儒家主張，重視民生。百姓在生活中守之行之，深感幸福愉快。今日傳統社會雖已逐漸蛻變，若干倫常觀念固不應盲目株守。但中國人性始終是喜安定，重溫情的。故仁道，恕道依然為國人所樂用，此所以儒家思想雖迭遭清算，但其不朽之價值卻永存人心。我們讀史，倘能以深入而客觀的態度處之，則一切是非善惡，當能明辨。

誠然，中華文化具有數千年的歷史，這樣一段悠長的歲月，能沒有過錯，沒有缺失嗎？這是萬萬不可能的!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一個遭受這樣多磨折，經歷那麼多嚴峻的考驗，依然屹立不倒的歷史巨人，我們能相信她真的一無是處嗎?

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吧：一個不自知的民族，是沒有自信的；沒有自信，何能自處？不能自處，焉能自強？更遑論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地巍然獨立於宇宙中？

「九七」回歸與教科書之重訂

岑練英教授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 原載於明報

「九七」回歸，雖然鄧小平說過「五十年不變」，但自「中英聯合聲明」公布後，隨著時日的消逝，一切都默默地在變。除卻政治方面，由於中英頻起爭端而為大眾所熟知外，經濟和社會亦皆為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而醞釀著微妙的變化。可以肯定，教育一環，由於直接影響青、少年的思想意識，其不得不變之勢已經形成。

「九七」來臨，作為提供教育素材的教科書，必須作選擇性的重編。此中道理，顯而易見。因此對於「預委會」文化小組所提中史教科書須要重新編寫，我們實不必以政治標簽硬指為別有用心。試問從一八四二年英國統治香港開始，殖民地政府在教育方面有讓原有的情況繼續下去而不作絲毫改變嗎？又或一切改革都只為了教育本身而無一點兒政治作用嗎？只要稍為用心想想，答案便很容易找出來。

統治香港的英殖民主義者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典型的部族政權，它以少數本國人口統治著大多數土生土長的異族，其不安與不信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由恐懼感衍化成猜忌心，由猜忌心孕育出狹隘而欠包容性的統治政策，可以說是近代史上殖民地政府的共通特點。雖云英國統治香港，比諸日治台灣、法治安南都要開明。但其入主出奴、巧藏陰計的教育政策，目的無非為消磨當地民眾的國家民族意識和培養忠於大英帝國的順民。現在，讓我們舉些例證：以中文科而論，教育當局授意於教學過程中，只須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不應講論思想及德育問題；中史和世史的教學則強調只講史實不談政治，不辨是非善惡。長久以來，鴉片戰爭不成文地成為公開考試的禁區(近年始遭突破)。明末清初歐人大量來華，分明引起盛況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但教才指引卻只列「西學東傳」而不言中國文化對當時歐洲的影響。最別有用心者，是上體育堂時，硬性規定不准集隊，開運動會不得隊操。一切一切無非為防範群體意識的形成。這些百多年來的殖民主義教育，怎能於「九七」之後讓其繼續？

情理上，任何國家管治一個地方，必須有體現該國在此地的主權的措施。香港既然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即使基本法規定「港人治港」，但除卻軍事與外交須受中方明顯約束外，其他範疇如教育方面亦當於政策上表現出「特區」的特色。

據《中英聯合聲明》，「九七」之後的特別行政區，於文教事務方面，有充分的自由去制訂適合於香港的政策。香港既經歷了悠長歲月的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一方面固然感染了不少西方文化的特質；另一方面亦由於百十年來中國正處於多事之秋，於是因緣際會地為香港造就不少發展良機。今時今日香港所以成為四方矚目的名城，確因其具有特殊的原因與令人傾羨的本色。

因此，假如在此過度時期要編訂一整套適合將來「特區」的教科書，主其事者確非有大智慧、大胸襟、大魄力不為功。舉例而言，一直備受爭議的「語文政策」究應以何種態度去處理始覺得當？便是一個令人相當困惑的問題。

有人認為，香港之有今日，主要得力於「重英輕中」的教育，所以力主維持原有政策；但另一方面，亦有人覺得香港已不幸淪為殖民地百多年，「九七」之後既重返祖國懷抱，「語文政策」自當力洗前恥，實行「重中輕英」。

不錯，對於香港這個由悲劇性角色轉化而為世界傾羨的先進城市，「九七」回歸之後，要為其制訂一套大方得體、行之有效的教育政策，殊非易事。居港同胞必須認識清楚，在繼續維持香港社會的自由、安定和繁榮的前提下，盲目迷戀英帝國主義者殘餘的影響力，固非聰明；鹵莽輕率，只憑一腔熱血，高舉民族大義旗幟，一意排斥舊有規制，也不見得具有智慧。客觀言之，英文既因其在國際貿易與中西文化交流上起積極的作用，因此對其應有的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是應該予以保留的。然日後香港既已不是英國屬土，則政治上、教育上，甚至觀念上，英文與中文間的主從關係，必須逐漸變更。作為重歸祖國的特區政府，語文教育即使不強調「以中為主，以英為輔」，但「中英並重」的原則，無論如何是應該取代「重英輕中」的政策的。

以往，香港人的生活目標，旨在追求個人的享樂與財富。但往後的日子，港人除須竭力維持香港的自由、安定和繁榮之外，作為一個中國人，更身負兩項歷史重任：第一，一切以中國同胞(當然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利益為前提，努力促成國家未來的統一。第二，全心全意以香港進步開明的影響力，促使國家建設成民主、自由與富強、康樂的社會。

本此目標，我們對於香港教科書的編撰，實應注意以下幾項原則:

(一) 教科書的內容務能培養管治香港、繁榮香港的真正人才。

(二) 教科書的宗旨須能體認中國文化的真正價值，幫助學生養成愛國家、愛民族的感情。

(三) 教科書的思想要富有愛好和平、樂於助人、維護公義的勇氣。

(四) 教科書的精神必須具備寬廣的包容性，一切以實事求是、維護真理、尊重人權為依歸。

苟能朝此目標行事，一套適合香港、理想而又實用的教科書，行將面世，可以預期。